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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 下一章 潘石屹作品

第2章 要简单(1)

  人的价值观是从小就开始建立的,生存环境、身边的人、事、物都会影响到价值观。我从小在西北农村长大,农村的艰苦环境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它让我体会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爱,什么是恐惧,教会了我诚实,教会了我简单,督促我从大山里走了出来……

  空荡荡的平原

  2009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参加《艺术人生》节目的录制。第一个环节是主持人朱军让马斌读一篇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赵亚辉写的博客,是写甘肃的。朱军和马斌都是甘肃人,朗读了这篇博客后,他们都产生了共鸣,抢着说话。

  马斌讲到了他的老家甘肃民勤,可能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将变成一片沙漠。马斌说他爷爷是骆驼客——甘肃人喜欢用“客”这个词,不是客气,也不是客人的意思,是一种工作,如割麦子的就叫“麦客”。他爷爷给他讲了许多从甘肃到新疆戈壁沙漠中赶骆驼的故事,许多甘肃人都是骑着骆驼走出来的。我真担心大家会以为我们甘肃人都是骑骆驼走出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甘肃老家就已经没有骆驼了,但每户人家基本上都保存着一些驼毛,做褥子或棉裤用。听村上的老年人讲,以前我们村上经常有骆驼队走过,赶骆驼的就是像马斌爷爷一样的骆驼客。这驼队一般都是驮盐的,把青海湖的盐用骆驼送到西北每一个山村。有些季节正赶上骆驼脱毛,村上孩子就从骆驼身上抓一把,把抓下来的这些驼毛保存起来用来做被子、褥子之类的东西。

  听老人们讲,有一年驼队经过山村时,给山村带来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现在没有皇帝了,我想这可能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几年的事了。山村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没有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以后交通变得便捷了,在抗战时期,我们这里通了火车,山村的人能够走出来看一眼火车,回到村里后关于火车的各种演绎和感受得谈论好几个月。

  又有一天,天上有一架飞机飞过,山村里的人又惊恐不安,找了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去问这到底是什么。那人想一想说,那是磨盘成精了,飞上天去了,让大家一起磕头烧香。还烧一种用国槐树籽染成的树纸,当地人叫作“标纸”……

  我是坐火车从甘肃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六七岁了,火车穿过了几十个山洞,经过宝鸡,到达陕西时,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八百里秦川”,面对眼前看不到边的平原,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在甘肃的大山里长大,习惯了满眼的大山,习惯了在大山的怀抱里生活。我第一次看到平原的感受,就如同我们山村里的人第一次从驼队那里听到没有皇帝了,第一次看到天上飞的飞机还以为是磨盘成精了一样地恐慌不安。

  现在,我早已走出了秦岭大山,走出了小山村,在平原上生活也渐渐习惯了,但是从心里面还是喜欢山,喜欢大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都是古代知识分子上层次的话,我喜欢山,却只是从小真正习惯了。每当看到了大山,每当听到了甘肃的乡音就感觉到安全、亲切,就像找到了自己的根一样。

  苦难中的幼小人生观

  农村的艰苦环境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没有比这笔财富更宝贵的了。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出身不好,西北又常干旱,吃不饱是常事。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0岁左右时的一次旱灾。

  那一年可能是1971年或1972年,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大概记得当时我正上小学二三年级,那年西北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旱灾。我们全村的大人们都很紧张。大队刚在山头上装了一部新的广播,不停地在广播里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公社领导的,有县领导的。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小学生年龄大一点的用水桶,小一点的,像我们二三年级提不动水桶的就用瓦罐,从河里提水给地里的玉米浇水。

  那时我的年纪很小,还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恐惧和紧张。浇完水回到教室后我写了一篇日记,那时我们刚开始学着写日记,我记得这篇日记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被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接下来河里的水也干枯了,有些水井也没有水了,吃水要到很远的水井里去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在全村里一天天地加重。

  有一天,我看到几位老人悄悄地进入我们学校旁边的寺院里,跪在菩萨面前祈求上天能给快干死的庄稼下一点雨,救救村里人的命。在平时总有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来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天我没有看到这些民兵。这几位老人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苹果,我拿走吃了,并把这事告诉了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结伴守在菩萨面前,希望能再碰上菩萨给的好吃的东西。但再也没有了,就遇上这一次。

  等我们小孩感觉到紧张的时候,是真正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了。那时政府每隔几天发一些救济粮,救济粮不是面粉或者大米,而是一些发霉了的红薯片,很厚、很难吃,无论是煮着吃,蒸着吃,还是磨成面烙成饼吃都很不好吃。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这红薯面烙的饼了,还受到过爸爸的训斥。

  有一天,生产队里又开始发救济粮了,但不给我们家发,说政府有规定,不给地主家发救济粮。爸爸听了很生气,说地主家的人也不能被饿死啊。妈妈忙阻止他,怕让村上的干部听到后会把他抓起来,送进学习班或者到街上游行。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领到了救济粮,因为生产队终于搞清了政策的界限:不给地主分子家庭发救济粮;地主家是可以发救济粮的。这就是我在小学里学到的一些名词和政治概念。

  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村上许多人家趁着黎明前天还没有亮,以黑夜做掩护,一家家地拖儿带女去外地逃荒要饭了。在我们村子里,去外地逃荒要饭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逃荒要饭的家庭只能趁天没亮走,目标就是一直往东,据说前面就是陕西,八百里秦川,那里的土地肥沃,人心也好,不会看着人饿死。至于到底有多少户人家去逃荒要饭了,我的老师潘麟玉后来告诉我,全村一共有27户人家,有17户都去逃荒要饭了。

  遇到了饥荒,各家想各家的办法,我的小学同桌潘中勇,他妈妈每天晚上把高粱糠和烧碱放在一起,把高粱糠腐蚀烂了,第二天再给他们一家蒸着吃。

  烧碱是从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家造纸厂里捡来的。烧碱这东西很厉害,放在衣服上衣服就破了,沾到皮肤上的话,沾到的地方就烂了。长大后才知道烧碱的名字叫氢氧化钠,是用来腐蚀麦草的,我们现在用的纸张就是用烧碱腐蚀过的麦草制造出来的。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严重营养不良,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长满了癣,老师说这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有几位同学在这次饥荒中饿死了。小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叫不出名字了,但饿死的这几位同学的名字和他们的长相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叫吴家喜的同学,那天学校开完了大会,他搬着一把椅子和我一起走,他走一走就歇一歇,后来他就坐在椅子上对我说:“这辈子要能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该有多好啊。”我当时就想,全学校就两三把椅子,你哪能总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呢?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吴家喜同学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句话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吴家喜就死了。

  当时我们家也没有吃的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十分坚强的人,一定要让我们一家活下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先把最小的妹妹送到别人家,找人家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他家一定要有一头正在产奶的奶羊,让我妹妹能吃上羊奶,不然的话也会饿死。

  接着把二妹妹也送给别人家,条件是他们家要有粮吃。送出去一年后,我妈妈天天晚上做噩梦,想孩子,所以没过几个月又打发我把二妹妹背回来,我记得当时走了几十里山路,我的一只鞋底掉了,光脚在山路上背着妹妹回来了。我背到村口的时候,爸爸偷偷从农业学大寨基地上跑出来接我们。我那时年龄小还不太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当时的画面牢牢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每次回想起这些经历,就觉得跟父母的感情特别近,跟背回来的妹妹感情特别近……

  艰苦的年月教会了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小学生里的“反革命”

  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今天我大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三名比我高一两级的同学名字我却一直记得很熟,因为这三名同学曾经都是我们学校的“反革命”。我的小学是潘集寨这个村庄办的小学,村里大部分人都姓潘,所以学校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姓潘。但这三个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李,只有一个姓潘。

  姓吴的叫吴拜堂,是这三个“反革命”之首,在批斗会时他总是站在中间,也总是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批斗会的时候,他脖子上会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吴拜堂”。让人看了最难受的是挂牌子的那根细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肉里,好心的老师会帮他把麻绳从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领上,一会儿又有老师把这条细麻绳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边庙里写了两条带“打倒”的标语,一条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条是打倒一位当时的伟大领袖。那些年学校常常开批斗会,他可受罪了。我当时一直在想,他的家长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刚满十岁。

  姓潘的同学,叫潘嘉林,是我家的远亲,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时,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成了“最绿最绿的绿太阳”。在全校几十人的批斗大会上,批斗对象永远没有讲话的权利。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批斗了几次,远房的爷爷就把这个小反革命带回到田地种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岁左右。

  姓李的同学叫李亚洲。在我们小时候大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来把我的鸡鸡咬掉!”这是威胁对方的一句话。一般同学之间只是说一说,不会真的去做,但李亚洲同学真的去咬别的同学的鸡鸡了,而且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孩子的鸡鸡。被咬的同学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亚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斗。但每次批斗会上主要是批斗前两位同学,李亚洲上台后就面色苍白,满脸泪水。同学们在私下议论说,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主动要求李亚洲去咬的,李亚洲并没有错。

  这三位同学是学校级的反革命,班级有班级的反革命。一位同学把语文书撕了一张叠成了“三角”,“三角”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师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这张纸,打开后发现正好在伟大领袖的像上,有叠三角时叠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学都惊呆了。老师没有把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报学校,只在班级开了批斗会。

  另一位同学,在学校集合时,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组织批判,老师说是流氓罪。同学们不懂什么是流氓罪,老师说,和反革命罪一样严重。到底什么是反革命,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我们革谁的命?同学们说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结老师的同学说,革老师的命。老师说,不对,我们要革反革命的命。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一位同学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看到现在的小学生们快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那座庙里的小学。想起我的同学,那些在贫困交加的岁月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的孩子们。

  我的端午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端午节在童年里。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肃黄土高坡,这里缺水,一般种的庄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谷子,小麦生长时需要的水分多,只能种在水能浇灌到的平川地里,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乡很少。我们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粮为主,小麦磨成的白面是细粮,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上。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却很有创新精神,他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他说我们家自留地的地势低,旁边又有一个大跃进时挖好后来又废弃的鱼池,里面有水,可以用来浇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应该是雪白颜色的,像小麦磨成面粉后一样白。但我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却是红颜色的,像高粱一样的颜色。当时的我常常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遗憾。许多年后进了城,才知道这种颜色的米营养价值高,当年曾是进贡给皇上吃的。

  我们家当时是这个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周围的邻居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送给我们吃的和穿的,还经常帮助我们家干活。有时是干家务活,有时是干地里的活,有时他们偷偷地干完活,我们常常猜不出来是谁帮我们干的。直到今天,我们一家人还经常在一起猜测,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在暗地里帮助着我们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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